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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
文章来源     作者程尚瑞     日期2004-08-02     点击量6300

  程尚瑞,祖籍安徽歙县(今黄山市)1915年出生于金华。

  父亲程世达(立名)母亲金巧生,生养四男:尚信(婺宝)、尚渭(勇宝)、尚俊(善宝),我居第四尚瑞(庆宝、静安)。

  父亲一生谨慎,待人忠厚。在兰溪县游埠镇协通当铺任经理,一生工作顺利,生活平稳,遇事退让,心态平和,享年102岁。母亲金巧生,知书达理,是贤妻良母的典型,在大家庭中威信很高,为小辈所尊仰。

  我家是个封建大家庭,父亲和叔父共建三进二层楼房700多平方,两房子女共居一屋,伙食一起共餐,费用由父亲、叔父共担。炊事工作由两房媳妇轮流值日。

  解放前仍保持封建遗风,晨昏请安问好,送茶送水。晚饭后,一家人围坐父母身边,闲谈叙话,类似上班报到,不敢缺课,待父母疲乏宣布散场,才各自回房就寝,已成惯例。小辈如有顶撞父母,那是大不敬。有一次堂兄尚礼对他父亲的教导稍有抗衡,即受到严厉的遣责,只得由他妻子跪地请罪,才消气了事。

  现在父母双亡,与我同辈兄嫂大部分去世,只有在重庆的三嫂章锡儒和我两人仍健在,路远迢迢,很少往来。

  我21岁时在宁波娶妻王珊珊(美菊),我长她3岁。凭媒妁之言,并未会面,交换相片即成定局。珊珊并非丈老亲生,其生母在上海,因子女9人,珊珊居老六,过继给宁波姨妈。他们是小业主,薄有资产。对我这个女婿顾虑颇多,在未婚之前,即将我钱庄中的存款全数转移,而且处处防备,因而婚后虽住岳家,貌合神离,并不融洽,后即携眷回金华,与岳家基本断绝往来。

  我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是生子女过多。子女8人:芙卿、鸿鑫、鸿煜、德华、敏敏、芸芸、婷婷、伟鸣。其中芙卿、鸿鑫在龙泉时夭亡。我在省银行工作时因待遇丰厚,经济宽裕,不感到有压力,仅在龙泉时因二个子女多病,经济一度困难。到临解放时我还略有积余。解放后待遇降低,而生活水平仍不节约,结果负债累累,生活维艰。我妻珊珊又嗜烟酒。屡次劝戒不听,有时家无隔宿粮。但那时我在省人行属于高工资,加上解放前我的高收入,人尽皆知。因而经济困难无人同情,有的说我不知节约,有的怀疑我故意装穷,可能有大量黄金压在箱底,真是有苦难言,自作自受。心中愧疚的是当我经济困难时,正是父亲生活需要子女接济的时候,几个兄长经济自顾不暇,父母期望我能奉养,而我又无能为力,有违父命。现在父母去世,我经济条件转好,子欲养而亲不在,成为终生遗憾!

  综观我的一生,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命途坎坷,风浪甚多。不求荣华富贵,不求功名利禄,说不上“心底无私品自高”,也能为而不争,但求平稳一生。自幼小就业于钱庄,此后一直工作于金融界。退休后又连续受返聘24年。屈指计算在金融界工作了72个年头,工作如此稳定,亦足以自慰矣!

  (一)
  读书少,工作早,是我青少年时的境遇。

  我上小学时,白天在校读书,家里请了一个秀才名叫汪籍五每天晚上到家授课,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连星期日也不放过。现在回想起来,这段时间学习,对文化进步帮助还是不小的。

  当读到初一时,我中途辍学了。事情出在三哥身上,那时他高中毕业,喜学国画,他考浙江美院被录取,四年学费要700余银元,负担很重。父母商量后,为节约开支,他进美院我去学生意。那时我不懂事,只能听从父母摆布,去宁波钱庄当学徒。那时我才13岁,叔父陪我到杭州,经兰溪、建德、桐庐、富阳走的是水路,然后我一个人乘火车到宁波。那时钱江大桥未造好,火车只在萧山西兴起点。加起来四天路程。我小小年纪出远门,我称为被“流放”,好不凄惨。看来安徽人喜欢出远门经商,幼小离家老大回,不当一回事。

  到了宁波,进了衍源钱庄。这是一家经营范围比较大,业务比较稳健的大钱庄。第一件事是向钱庄经理张瀛州先生跪拜行见师礼,这是名义上的,他并不教我什么。

  过的第一关是生活关。

  当学徒是很苦的,没有床铺,早晚搭个起倒铺就睡在店堂里;吃饭时与先生同桌,不敢放开肚皮,要候着给先生添饭;先生晚上用便壶,清倒是我的任务;有客人来送茶水,柜台里外清扫全归我包了;实际上是个勤杂工。

  我在家时四体不勤,什么事也不做,这第一关不大好过。

  第二关是语言关。

  金华与宁波方言完全不同,我讲的金华话他们不懂,他们讲的宁波话我听不懂。语言不通,思想如何交流?附近的人们都像动物园看猴子一样来看我,也有传说衍源钱庄来了个外国人。开始学宁波话学得不像往往闹笑话。我没有办法,只好用“笔谈”,他们对我也用“笔谈”,就这样学了三个多月,总算过了语言关,我也像个宁波人了。

  第三关是业务关。

  我是个小学生,根本不懂经济,什么是存款,什么是放款,什么是划账,一窍不通。可进出都是钱,不好乱来。我只有安下心来多看、多学、多想,有时师兄指点一下,我下决心要把业务学会,有志者事竟成,经过一年多时间,不仅学会了,而且学得很精。我三年学徒出师,马上升了外账房,外账房实际就是柜台里的总会计,每天所有收付都通过外账房汇总轧平。这个工作算盘功夫很要紧,我打的快而准,成为钱庄同业中“一把手”,有点小名气。
宁波钱庄的资金往来,结算制度是很独特的。同业拆借一个电话就拍板,也不要出凭证,资金就划付了,第二天主动划还。

  买卖申汇,双方交易员在钱业会馆成交,一句话就说了算,资金在上海交割。

  个人去商店买东西,只要人熟悉,说一声货款由那个钱庄划付,拿了就走。

  这种交易结算在当时是进步的,靠的是“诚信”两字,那时很少有拖欠,经济往来井然有序,那是非现在经济社会所可比拟的。
作为外账房要把这些账务疏理清楚是很吃力的,有时帐轧不平,晚上工作到深夜也是难免的。

  宁波钱庄对辞退职工有个规定,在吃年夜饭时菜桌上有碗红烧鱼,鱼头朝谁摆,这个职工就被辞退,第二天就卷铺盖,也不用谈话。如果没有人要辞退,经理先生就把鱼头朝向自己,所以这顿年夜饭并不好吃,大家提心吊胆,等经理先生这碗鱼放好了,才放下心。我在宁波钱庄做了八年,从学徒工升到外账房,已是钱庄骨干,所以我稳坐泰山,鱼头不会朝着我摆。

  回想在宁波钱庄工作,特别是当学徒开头一年,真是举目无亲,孤苦伶仃,晚上在被窝里不知哭了多少次,但又无可奈何!记得临行时父亲的训示:“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才算得是人上人,只知道一个人要生存就得工作,不好好工作就要被淘汰,再困难也得挺过去。

  (二)

  应该说在宁波钱庄工作是很平稳,也是很顺利的。到了22岁那年情况起了变化,金融风暴来了。国家受列强经济侵略,白银外流过多,先从上海开始然后影响到宁波,许多钱庄纷纷倒闭,我工作的衍源钱庄也被迫清理结束。

  至此,我连同眷属返回金华,待业半年,虽然衣食无忧,但思想压力很重。我就读于上海潘序论会计事务所函授班,学了一点会计知识。后来,浙江省银行发展需人,我去杭州考试,总经理徐恩培先生亲自面试,蒙批准录用。从此我进入金融界的第二阶段工作。

  在浙江省银行开始以助员试用,后经调至永康、义乌、浦江县金库工作,接着浦江改设办事处,我被委派为办事处主任。浦江是个小县,经济不发达,业务不繁忙,工作与生活都很平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敌寇入侵浙江,浦江办事处奉命后撤,一般员工各自奔散,我作为负责人携带账册凭证先到永康分行报到,再经武义、宣平、龙游、松阳、遂昌等县到龙泉与总行会合。那时交通极为不便。公路不通,妻儿同行,雇了两个挑夫,一个专挑账册凭证,一个挑了四个子女(二个箩担、一头二个)我和妻子走路紧跟,大约走了四天才到龙泉目的地。一路荒山野岭,蛇虫出没,山间小路,步履维艰。为了赶寻住宿点,不得不摸黑夜行,点竹篾以照明,捧泉水以解渴。至今回忆,心有余悸。

  到龙泉后,因珊珊怀孕敏敏,先安置去庆元暂住,庆元离龙泉90里,每逢星期日前去探视,往返步行两天,艰苦备尝。敏敏出生后,迁居龙泉,原想暂时得以安定,可命运坎坷,灾难又来。女儿芙卿8岁患脑膜炎,那时珊珊又感冒,两人同时服中药,不小心吃错药,芙卿不治夭亡。祸不单行,接踵而来的幼儿鸿鑫又患痢疾,一病不起。三个月时间连伤一子一女,岂不痛哉!

  1945年8月,抗战胜利,我携眷随总行从龙泉复员杭州,总行直接对外经营业务,我奉委为业务部襄理兼放款科长。那时经济还不稳定,我兢兢业业,谨慎放贷,任职三年,经手的放款没有一笔坏帐,受到领导赞赏。到1948年国民党腐败透顶,面临崩溃,物价飞涨,米价一天涨一倍。据统计100元法币,1937年能买黄牛两头,到1948年连一根油条也买不到。在此情况下,业务基本停顿,等待解放接管。

  (三)

  1949年5月,杭州解放,浙江省银行被接管后,我进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从此我进入金融事业的第三个阶段。

  人民银行是崭新的金融事业,当时它面临的是国民党留下的经济崩溃、物价飞涨、国力衰微,民不聊生的烂摊子。党中央为挽救残局,采取了一系列的英明决策。涉及金融方面的是: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统一财政收支,统一调度粮食进出。从而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信贷进出平衡,物资供需平衡。这些决策的实施效果非常显著,有效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有效地制止了通货膨胀,有效地搞活金融市场。当时为了实现货币和信贷收支平衡,实行了严格的现金管理,任命我为现金管理科长,在省分行副行长李文灏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金融市场基本稳定后又调任我为商业信贷科长,当时的政策是通过商业信贷支持工业、手工业以加工订货形式发展生产,同时又使国营商业掌握充沛的货源以供应市场需要。这是完全区别于旧银行的一种新型的信贷形式,我在其中得到锻炼和提高,得益非浅。

  在人民银行工作时,我受到两次政治运动的冲击。

  一次是1952年三、五反运动,有人诬告我与省银行一件大贪污案有关,因而被隔离审查,历时49天,行动不自由。涉案人原省银行总经理尹志陶跳楼自杀,更增加案情的复杂性。后来水落石出,解除审查。

  再一次是1966年文化大革命,我因出身于旧银行,难逃审查厄运。历时一年余,在此期间不能工作,就在行内集中一批被审查人员每人一张小桌子,挂上一块“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牌子,整日坐着,责令学习交代问题。在“造反派”批斗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大会时,我作为“黑班底”陪斗。最后不了了之。接着下放“省五七干校”劳动,当了两年“火头军”。后又调长兴牛头山矿区银行办事处担任信贷员,直至邓小平复出,才落实政策回行。

  事实上每当政治运动时我基本上靠边站,每当抓发展经济时,正是我工作顺利的时候,因而我的命运是与政治形势搅在一起的。开始我也想不通,感到委屈,最后也想通了,在运动中全国性的受牵累的人多多少,许多老革命家对革命做出巨大的贡献的如刘少奇、彭德怀等都受到严重打击和迫害,甚至含冤而死。我这点小小冲击又何足道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从此国家稳定,走上发展经济的康庄大道。1977年底我因子女顶职而退休。

  退休后仍继续工作,先后受聘于省人民银行、省银行学校、省工商银行、省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公司。

  当时省银行学校处于筹建阶段,缺师资、缺教材,省人民银行聘我为学校教学顾问,我负责编了一批教材,成立教研室,主教信贷,研究金融信贷理论,致力于培养青年金融人才。还接受原电子工业学院的聘请讲授信贷课程。人民银行总行委托浙江银行学校办了三期师资培训班,学校指定我主持培训工作。八年期间,工作忙碌,假日也很少间歇,自觉学业也有较大成长。在校领导和全体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学校培养出大批金融人才,走向社会以后,有不少成为银行骨干,担任省分行行长者有之,担任市分行行长者有之,至于担任科处级者比比皆是。因而银行学校有“黄埔军校”之美称,誉满全省。

  在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工作时,适逢经理易人,金维爱同志接任总经理,他励精图治,改革创新,公司取得了很大发展,在此情况下,我学到了有关信托方面的新知识。我们莫逆相交50年,得益甚多。

  受聘于浙江中财招商投资集团公司是我退休后工作的最后一站。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的心情最舒畅的几年。中财集团领导人边锡明同志年轻有为,胸怀大志,以全部精力开创事业,使中财的发展突飞猛进,光说塑胶产品就从96年的300万元,到2003年猛增到近10亿元,而且金融事业也大有发展,令人瞩目。边总创导的“诚实、认真、谦让”精神,为全体员工所奉行,作为检验工作的标准。边总的品德和能力,体现在“善于学习,勇于实践”的精神;凡事有预谋、有策划、富有改革创新的精神;握有重权而大公无私,不图私利的精神。因此而赢得广大员工的敬仰和爱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了边总,才有中财的今天”。有了这样的好领导,我也尽心工作,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竭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从中增长许多见识。离别之际,边总赠我“七绝.夕阳红”词曰:“六年帷幄赞帐中,莫逆相交叙情衷。若忆最忆中财事,夕阳未晚无限红”。足见我俩情谊深厚,是忘年交。

  综观我一生的工作,不仅在金融方面在职多年,即退休以后也在金融系统活动。在职的时候职务变动虽多,结果都未升迁。1952年曾被提升为省人民银行第二营业部代理副主任(副处)后因被诬告撤去;到1956年拟提升为商业信贷处副处长,省委组织部已批准,尚未公布(分行口头已告知)但恰逢国务院通知全国提拔过多,暂行停止,又成泡影。就这样,我进行时是科级,干了28年,退休时还是科级,原地踏步。说明我在职时波折颇多,并不顺利,但可以告慰的是在退休以后我好运多多:

  1981年被批准参加中国共产党,这在退休后入党是全省金融系统罕见的;

  1987年被中国工商银行总行评为高级经济师;

  1988年被中国工商银行省分行聘为顾问组组长。

我还记得退休后大概1984年秋去人民大会堂听报告,碰到人民银行老行长储伟修,他找我谈话说:“解放后对旧银行人员使用政策限制颇多,力不从心,感到内疚。”分行领导几句肺腑话,话虽不多,深感温暖,十分感动,平生无憾矣!

  (四)
  感悟人生
  一、为而不争
  “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这是老子说的。做人要“为”,即老老实实做人,脚踏实地做事,凡是应该做的事情,都要用心去做。但遇事只能顺势而行。有些事情因种种原因一时难以成功,不必强求。特别是功名利禄切不可刻意强求,不要去硬“争”。其实一个人竞争对手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一个人如果能战胜自己,他就能战胜一切困难。我一生为人谨慎,工作认真,不利于别人有利于自己的事情绝对不争。回忆往事,曲折坎坷,悲喜交集。许多事在当时看,有得有失,而现在看,得又何所得,失又何所失,得失皆泰然,凡事不必在意。“为而不争”实际是爱护自己,珍惜自己,三国演义电视剧卷首诗:

  滚滚长江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一切英雄成败,转眼消逝。一个人不“为”是不对的,这会愧对自己,但背势而争,反而会导致失败。

  二、学会“容忍”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气魄,就容易流于琐屑和平庸。学会容忍,是淡泊一生的要领。一个人不能光看重自己,而轻视别人。当碰到不如意的事,心态一定要平静。退一步天地宽,进一步则难免碰壁。容忍,也要学会“认输”,不要期望自己会永远拥有,不要期望自己永远是赢家。面对不利的现实,要自己从泥潭中爬出来,不要不认输,否则会越陷越深。认输不是失去自尊,相反,正是为了今后保持自尊。我们要严以责已,宽以待人,才能豁达人生。

  三、年老知老
  人贵有自知之明,老了别以为自己经历多,资格老。时间在推移,社会在进步,新生事物不断出来。老年人经历虽多,但时过境迁,很多经验,已明日黄花。很多新鲜知识,老年人从来没有接触过,一窍不通,有何值得自我夸耀!因而谦虚一点,少犯错误。中财格言“诚实、认真、谦让”,这谦让两字,对老年人特别重要。年老知老,也是老年修养的表现。

  四、再婚不悔
  我妻王珊珊1994年去世,2000年我与林洁芳结婚,时年85岁,而洁芳是55岁,年龄差距悬殊,人称“老少配”。

  我为什么再婚?老年孤独,困难很多,虽有儿媳照顾,终不舒心。白天说话无人应,晚上急病无人知,饮食调理无人管,思想沟通无人说。经过长期思考,我决定再婚。一个人的幸福靠自己争取,靠子女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都有儿女,自顾不暇。我们婚后情况很好,过得很幸福。一批老同志对我们的婚姻赞赏而羡慕,认为不可多得。洁芳对我的照顾确实很好,这个照顾好是建筑在浓厚感情的基础上。前几年深夜发过两次急病,一次是心脏病突发,一次是脑血栓,都是致命的。她在我身边,有一点动静都警觉,她从容应付,送医院急救,得以转危为安。我俩相濡以沫,心心相印,我深庆老年有伴,是最大的幸福。

  我婚姻虽然美满,但子女并不完全赞同。明智的子女很支持,他们的标准是只要洁芳善待我,小辈就放心。有几个子女不支持,个别的甚至造谣攻击,无事生非,竭尽破坏之能事。表面说得很好,“我对爸爸没有意见”,好象洁芳同我不是一个整体,实际上已与我断绝往来。其实,洁芳初来乍到,与他们原来不相识,有何深仇宿怨?现在我经济自给,不要他们一分钱,为什么还有意见,原因何在?我百思不解,只有请他们扪心自问是否有愧。

  我在等待,看他们何时觉悟?如果我能长寿,我等他们到一百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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