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从下沙回新昌时，应该说我有很大的信心，心想有三个月时间就会建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当时的信心来自于下沙公司的良好气氛，因为这个气氛是在乱象丛生的条件下达成的。当然这里面更多的有前期边总、中后期金总及俞总、梁总、李总等许多人的合力，但作为几乎参与了这个全过程的我，也感受良多，相信在美好希冀的引领下，必可整合起一支有威慑的力量。我带着下沙的良好印象以及由此而来的信心回新昌。可以说当时也不是觉得对新昌要进行什么整顿，我只是觉得下沙有许多好的东西可给新昌借鉴。我其实也不十分相信新昌有多大的问题，因为新昌也曾经是一个极有生气的公司。在下沙，我们曾经反复引用新昌公司的典范去熏陶大家，应该说起到过很好的作用。但几天下来，我就觉得问题有点严重。我刚到新昌时，就积极探讨新产品开发机制，因为当时对新昌的新产品开发有许多非议。的确当时新昌也承担着较重的开发任务。我曾经与有关人员探讨以项目组的形式开展工作，也设想了一些激励措施和办法，但最后觉得这是无法实现的，因为真正能够承担系统开发的技术人员仅有一二个，怎么分都会归结到一二个人身上，同时还发现各部门的配合极不容易，如搞项目组，只能使问题更加严重。而且当时的生产基层、中层的管理几乎惨不忍睹，大家处于极度麻木之中。现实很快扭转了我对新昌公司的看法，于是走上了全面否定的道路。可以说，当时每次开会都是批判会，由我对所有的人进行逐个点名批判，并竭尽我的力量进行铺张，最后反复得出结论，你们迟早要统统撤职，并明确告诉了他们。我还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你们不欢迎的大学生是公司的未来。其实我对新昌公司的主要力量进行了宣战，当然我也有激活大家的想法，但我并没有真正准备好，这完全是一种不够理性的表现（今天我有这个认识，不知对不对)。其实当时就某些方面来说应该还是有一定的改变，因为大家多少感到了压力，在实际动作中大家也解决了一些面上的问题，但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最后我又把问题归结为基本素质问题，因此而真正失望，他们也失望，我想他们内心也对自己失望。于是沉默变成金！开会几乎变成我讲讲什么，大家看看什么，终使我都不想再开这样的会（这是不对的）。我也曾经考虑过进行大的人事调整，但最后因为替补人员的极度缺乏而否定。可以说新昌公司现在在中财精神及文化的掩盖下，己形成另类文化。这是一种在主流文化之下，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能入流的人们的扭曲的生存方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经过反复的长时间的观察思考，觉得多数中层干部的心地并不坏，主要是我们公司从极小规模发展起来的过程中，他们得到了超越他们能力的提拔重用，面对日益扩大的经营规模，他们己经无法把握，但又由于素质局限，不可能主动积极地发现和起用或者吸引超越自己的人（这些问题多多少少也存在于我等身上！）。而事实上，公司的许多事情仍然要通过他们去做，他们在客观上仍然是新昌中财的支柱。可以说，他们处于这样矛盾的环境中，同时以扭曲的形式出现在中财的舞台上，也许他们中也有我。我有了这样的认识后，对一些做法作了一些调整，并逐步转到如何帮助中层解决行政中的困难这方面来。同时以根据新昌公司的实际及考虑更多社会因素的情况下，重新设想新生力量的吸纳、培育机制和具体办法。我把最近一段时间的具体工作方针归纳为“抓重点、清思路；抓要害、清人事；抓具体、图发展”。这里的抓重点就是先选择公司成本控制这个重点开展工作，具体方案正由裘宏英同志在考虑，这也是今后一个时期她的重点工作，我想这样可以理清思路；抓要害，当前主要是协助解决中层对下层行政不畅的问题，对不服管理、关系复杂、影响不好的员工予以清理。抓具体，就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每项工作的重点都是具体问题，只有解决了具体问题，才可以有空间做更大的事。当然，作为公司主要领导，我将争取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和完善企业宏观问题。这样一来，我指责人少了下去。应该说，这样还是有一定的好处。最近我觉得徐雅妃慢慢摆脱消沉就是一个例子。但希冀一切问题解决了，那也绝对不是事实。

　　由于新昌公司存在另类次文化，一些大学生也出现新的波动，这又是一种新的动向，但我想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冷静应对，事情会朝好的方向前进。新昌公司总体情况没有出现预期的良好状况，一是我对新昌公司的总体问题缺乏实事求是的态度，缺乏冷静的头脑，也缺乏周密的思考，使自己的思想也处于混乱之中，再加上年初以来身体状况的下降，更加深了我的错失。作为新昌公司的主要领导，我对新昌公司的任何重大错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深深相信，没有不好的员工，只有不好的领导。好的领导可以化腐朽为神奇，而我暂化不了。

　　以上仅从自我反省的角度，反映了我的一些工作情况，也对新昌公司的阴暗面进行了曝光。但我要说，请全体股东们放心，新昌公司的总体运行情况是好的，而且仍然具有发展的后劲，即使我们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的确都在日思夜想怎样把公司搞得更好，比如我们的丁良玉、张世健夫妻，他们就是这样想，这样做，当然还有更多的人与他们一样在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