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可爱，不只是他的诗歌直追盛唐，不只是他的词大开豪放一派，不只是他的书法充满灵性自由，不只是他的绘画纯然天成，也不只是他每到一处都能与民同乐。

他还活出了一种性格，一种气质，一种精神，那就是坚守自我，绝不随波逐流，绝不向世俗谄媚低头，绝不因恶势力的打压而改变自己的傲骨。不论是面对新党还是旧党，我就是我！在一生的浮沉变化、四海漂荡之中，苏轼更多地表现出来的是一种自我的强烈自信，对正道的绝对坚守。他在世路风雨中的表现，是一种发自骨子里的傲岸与刚强。虽然他也说“故作小红桃杏色”，但傲雪寒梅的“雪霜”之姿是压抑不住的，是改变不了的。他“拣尽寒枝不肯栖”，宁愿“寂寞沙洲冷”；他虽然“长恨此身非我有”，却宁愿“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宁愿“大醉三万六千场”，也不愿蝇营狗苟。由此看来，“秋花不比春花落，说与诗人仔细吟”，就绝不是苏轼不知道黄州菊花秋天落蕊，而是自己一种人生的态度：宁可枝头抱香死，不会吹落北风中。“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这成了苏轼一生精神气概的写照。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这是苏轼晚年自己所做的人生“总结”。人在顺境时候坚守正道固然值得钦佩，而在逆境的时候能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则更是难能可贵。苏轼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被万世景仰。

任尔兴妖作怪，我自霁月光风！这是他人生的告白，更是对势利小人和兴风作浪者的战斗宣言！

苏轼的人生逆转，自然是由乌台诗案引发。“察其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知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虽然是官员述职的客套用语，但实际上也说出了苏轼对那些火线提拔后借新法扰民的小人的不满。因此，遭王安石变法派罗织罪名，锒铛入狱，几乎死在监狱里，后来被放黄州。多大的打击啊！他改了吗？他软了吗？他很痛苦，所以常常“夜饮东坡醒复醉”，回来后书童已经酣然入睡，自己只好“倚杖听江声”，但是最终还是“莫怪荦确坡头路”，老夫自爱“铿然曳杖声”，这不是自我宣言是什么？“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能奈我何？黄州虽苦，但“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大自然里滔滔流动的长江水，万里长空皓皓闪烁的明月光，谁又能禁止我来享用？

任尔兴妖作怪，我自霁月光风！

几年之后，在无可挑剔的政绩和各地百姓的颂扬声中，苏轼回到朝中，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知礼部贡举，但因为此时旧党执政，极力迫害新党人物，苏轼认为他们也不过是一丘之貉，得罪旧党，再次外放、被贬。就这样，在新旧两党的政治夹缝里，苏轼一路被贬官流放到惠州直至儋州。他后悔了吗？害怕了吗？“苏武岂知还漠北，管宁自欲老辽东”，“三山咫尺不归去，一杯付与罗浮春”，“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他自比苏武、管宁，把一片蛮荒之境的惠州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那里有半分要和迫害者进行调和的意思？

任尔兴妖作怪，我自霁月光风！

于是，他被来到儋州，更蛮荒的生黎之地，唐宋流放重罪犯人尤其是政治犯的地方。有人要眼不见心不烦。可是，苏轼还是苏轼。他在海南传播医药知识，挖掘水井根治流行病，传播中原文化，把海南改造成文化中心，传播普通话，加强和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虽然“万里家在岷峨”，但他依旧快乐的吟唱着“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他又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乡，把一腔热忱倾洒在这里，短短两年半的时间，他让海南出了举人进士，“沧海何曾断地脉，珠崖从此破天荒”，他让海南有了先进的文化，他让海南的孩子都把他当成自己的亲人而吹着竹叶欢迎他到自己的家里做客，他让海南多了一个可以倾诉心灵的庙宇——“东坡祠”……他坐船穿越琼州海峡离开儋州的时候，挥毫抒情“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兹游奇绝冠平生”——谁又能拿这样的被流放者怎样呢？

任尔兴妖作怪，我自霁月光风！这种发自骨子里的傲岸刚强又有什么力量能够将其打败呢？

所以，文化里有苏轼，就多了一种高迈傲岸超脱飘逸；桌案上有苏轼，就多了一份霁月光风的清爽洒脱；情感里有了苏轼，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大醉三万六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