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生涯傍海涯，两三间屋盖芦花。灯前笑说归来夜，明月随船送到家。”

生长海边，芦花簇拥，打鱼为生，安居乐业，这是幸福自足的渔家生活了。而另一种，则是“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渔人和农人，不过是职业略有不同罢了。

可是，在文人士大夫那里，渔人往往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寄托，渔人是隐士，也是士大夫们的自喻。比如苏轼，泛舟赤壁，借客之口道出，“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比如柳宗元，“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更有白朴，《沉醉东风 渔夫》：“黄芦岸白蘋渡口，绿柳堤红蓼滩头。虽无刎颈交，却有忘机友，点秋江白鹭沙鸥。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

这应该是最理想主义的渔夫，真正的隐士。

后来，罗贯中的推移就把渔夫推向了中立，“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是否真正中立，那又另当别论了。

只是，司马迁明察秋毫，他早知道，士大夫们是成不了渔夫的。在《屈原列传》里他这样写道，“屈原至于江滨，被发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渔父见而问之曰：‘子非三闾大夫欤？何故而至此？’屈原曰：‘举世皆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渔父曰：‘夫圣人者，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举世皆浊，何不随其流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怀瑾握瑜，而自令见放为？’”

他眼中笔下的渔父理智而相时，就是俗世智慧的化身。脱离了任何一种体制的约束之后，所有的坚守似乎都不需要。任性，任情，就算为稻粱谋，又有什么错呢？这样的渔父，最早应来自《庄子》，当孔子游于缁帷之林，休于杏坛之上，那须眉交白，被发揄袂的渔父就来教导孔子了，“仁则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劳形以危其真”。

也许，这样的渔父，才是能够自谋生路，成为一种职业，不至于饿死的渔父。守拙为愚，随流扬波，看破不说破。雅俗相因，一般不会出手，相当于寺院里的“扫地僧”。如果说他将获利，似乎也不然。中国的典籍里，富可敌国的渔父，似乎不大见到。倒是西方故事里贫穷的渔夫耳熟能详：《一千零一夜》里智慧的渔夫智斗魔鬼，普希金笔下里渔夫即使遇到机遇的金鱼仍然一贫如洗，《穷人》里贫穷而捕不到鱼的善良渔夫……

江湖河海，长波微浪，水天相接，这是渔夫面向的广阔之境。这广阔赋予他自由，也赋予他生存的资本，鱼虾水草，温饱足以谋求；虽然风向无常，但大多时候也浪静风平。无须过分担心。

除了水，扁舟桨橹，更是渔夫的凭依。舟行水上，可自在任性，纵一苇所如；更可搏击险滩，甚或像桑地亚哥一样，84天之后，终能捕得一条大马林鱼，显然，这不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蓝本。更关键的是，船上有桨，船上有棹，船上有舵，观天出门，大概率是指向人力的运作。把握方向是渔夫必须要做的事情。但即使最高明的渔夫也不能完全掌控方向。更别说，船上也有网，捕鱼的工具不能少；船上有帆，“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渔夫的智慧不可少。

岸在水边，船总会泊岸，无论多久。水岸交汇，潮起潮落，风停风涨，这就是渔夫的江湖。

常在江边走，哪有不湿鞋？渔夫哪能一直在岸边？

想来，陶渊明归田之后，“或棹孤舟”不过是偶然所为；苏轼在赤壁之下泛舟击棹，更不是亲力亲为。即或如李世民，江湖天下，也感慨不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所谓渔父，不是人人都能当的。司马迁对他笔下的渔父，是褒是贬？不能尽言。而且渔父和渔夫，也不完全是一回事，所以，他写的是“渔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