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经济形势持续低迷，中小企业生存经营状况不断恶化，银行金融机构、担保、典当行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杭州广角也不能幸免。3月份从典当业务一线转到后经营清收岗位以来，遇到的难题和挑战层出不穷，在化解的过程中有过成就感，对风险的认识和理解也有所更新，现将我的一些思考、感想总结如下：

　　一是关于我们从事的行业。首先这是高风险的行业，是毋庸置疑的，那么高风险是否就意味着高收益呢？例如担保业务，本身就是一个以小搏大的信用杠杆，收入的主要来源是担保费，但杭州的担保行业收费，从2002年到2012年，基本保持在年平均2.4%到3%左右的水平，扣除掉通货膨胀因素，是不升反降。资产质量方面，任何一笔代偿都会使担保公司陷入流动性危机，如果有几笔大额代偿，则更有可能给担保公司带来灭顶之灾。谢国忠在三年前的一次银监会讲座中曾谈到一个观点，他认为银行的风险管理不能对冲系统性风险，如果有一个大的系统性的问题，如房地产、信贷泡沫的话，银行不可避免会卷入，内部机制不一定能够起有效作用。银行的风险管理体制无疑比担保公司要严密、系统得多，银行尚不能幸免，何况担保公司呢？其实从2012年的担保行业情况来看，遍地哀鸿，最大的冲击就是系统性风险。可见以微薄的担保费收入来作为担保公司的盈利来源的话，既产生不了高额收益，也不可持续。担保公司的盈利模式不解决，那它的发展出路在哪里？

　　再看典当行业，历史的悠久并未给它带来辉煌，在有地方政府身影的小贷公司和如雨后春笋般的民间PTP借贷之间，典当公司的处境日益被边缘化。房产典当业务是典当行的重要创收来源，但无论从办理抵押放款还是风险处置方面，与民间的抵押借款都没有任何区别，典当的牌照并未给典当行带来任何法律或政策上的优先和扶持。在行业的发展政策上，典当行业也明显不如小贷公司、担保公司，从未获得过任何税收优惠或政府补贴，主管部门的监管力度却大大严于后者。在2012年国务院法制办前来浙江就《典当管理条例》的出台前调研中，政府的政策倾向也隐约可现——典当业务最好回归到传统民品典当，针对民品典当的处置金额上限也给予了大幅提高，但对房产典当的风险处置，仍维持不变。小贷公司和民间借贷已经把典当行业的平均利润率水平拉下来了，典当业务在哪些领域还能够创新、获利呢？

　　但不可否认的是，2012年，很多外资在积极布局国内的基层金融市场，如收购典当行，大规模地建设小贷公司，他们的战略考虑在哪里？很多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在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的贷款规模和市场份额，如民生银行，2015年的目标是要达到小微客户500万户，市场份额在全国占比5%以上。金融理论界里，从银行理财产品的“庞氏骗局”讨论到影子银行的风险研究，都可以看出，一直游离在中国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典当行、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民间借贷等类金融主体，在从2008年开始的货币宽松时代，正日益发挥出不容小视的作用。这块规模总量没人测算过，也无法测算，但可以肯定的是，大大小小的资本都想来分一杯羹，我们如何能参与到这场盛宴中去，又能全身而退？

　　二是关于风险的感悟。风险的理念应贯穿业务的始终。两年来，不管是从事哪个领域内的工作，我经常思考的问题就是——风险是否可控？还可以采取哪些手段使风险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答案常常是无解。现状也往往是出了风险后再极力去化解。我渐渐意识到，对行业、对宏观风险预判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对具体一笔业务的风险判断和识别。如果我对国家从2011年开始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的严峻性和持续性有着清醒的认识，那么对于2012年的煤炭行业、水泥、钢铁等建材行业的萎靡不振就不会感到惊讶，更不会措手不及。如果我对这几年来的宽松货币、紧缩信贷有过透彻的研究，那我就能够预见到信托行业和其他影子银行的蓬勃发展，及时调整业务方向。系统性风险无法对抗，无法化解，但可以预判，我在这方面的功力还远远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