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在《孙子兵法》中多次阐述到：战争是国家的大事，是军民生化安危的主宰，是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需要做耐心深刻而细致的研究和思考。

在《孙子兵法．始计篇》中他详尽的阐述了战前的“五事”、“七计”。“五事”一是政治，二是天时，三是地理，四是将领，五是法制。所谓政治，就是要让民众认同、拥护君王的意愿，让全体人民能够做到死为君王而死，生为君王天赐　生，众志成城，齐心合力，勇往直前。天时就是指昼夜晴雨、寒冷署热，四是气候季节的变化。地理就指征战路途的远近、地势的险峻和平坦，作战区域的宽广和狭窄、地形对进攻和防守的利弊。将领就是指指挥战争的将帅要足智多谋、赏为分明、纪律严明，体恤部下、勇敢坚毅、睿智果断，树立威严。法制就是军队体制的建设、各级将吏的管理、军需物资的运转掌握。作为指挥战争的主帅，这有充分掌握运用这些情况，才能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

七计。既能打，确装作不能打。要打，却装作不想打，明明要向近处进攻，确装作要打远处，即将进攻远处，即装作要攻近处；敌人贫利，就用利引诱他，敌人混乱就乘机攻取他；敌人力量雄厚，就要注意防备他，敌人兵势强盛，就暂时避其锋芒；敌人易暴思，就折损他的锐气，敌人卑怯，就设法使之骄横；敌人休整得好，就设法使之疲劳；敌人内部团结，就设法离间他，要在敌人没有防备处发起进攻，在敌人充料不到时采取行动，这些都是军事指挥的奥妙，是无法事先规定的，需要战争指挥的主帅综合战争的各种因素，灵活运用，才能牢牢掌握战争的主动权，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

从上述措施来看，孙子一方面指出，战争的胜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因此，在战争中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做到“先为不可胜”，因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之可胜。故曰：胜可知而不可为”。这里，孙子指出，战胜敌人的关键之处在于客观条件，在于敌人是不是有隙可乘，我方能作的事只是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等待捕捉有利的战机；另一方面，孙子又指出：在战争中如果能够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做到了“敌人而不致于人”，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运之”、“我欲敌，敌虽高垒深沟，不得不与我战”、“我不欲战，画地而守之，敌不得与我战”。因此，“胜可为也，敌虽众，可使无斗”。这里，孙子又论述了在战争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重要，指出人们如果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能成功的发挥其主观能动作用，那么，客观条件也是可以改变的，不利的条件也可以转化为有利条件。

著名的战列入春秋时期越灭吴之战。在公元前506年至公元前473年的三十多年发生过多次战争。在公元前494年的一次战争中，越国在会稽受挫，力量大大削弱，几乎遭受了灭国之灾。越王勾践在受挫后，一面卑身事吴，一面反省思过，制定了休养生息、抚慰人民的一系列政策，取得了民众的支持。勾践经过“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复仇灭吴。越灭吴之战是我国古代史上弱国打败强国的一个范例，从许多方面印证了《孙子兵法.始计篇》中的朴素辨证法的合理性与正确性。

越国作为一个弱小的国家，能战胜实力强大的吴国，首先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越国能从失败中吸取教训，改革政治，争取了民众的支持。勾践在会稽战败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去民之作恶”，“补民之不足”勾践以复仇雪耻为号召，激发民从积极参与灭吴战争，这正顺应了越国人民的支持。其次，在战略上，面对强敌，越国能够避其锋芒，制定以退为进、休养生息的政策，以保存自己的实力，增强国力，为最终战胜强敌做好充实的准备；同时，针对吴国君臣的弱点，采取“利而诱之”、“强而避之”、“亲而离之”等策略，使吴王夫差妄自尊大，放松警惕、穷兵黩武，削弱了自己的实力。最后，越国在袭击吴国条件成熟时，采取了乘虚捣袭的作战方针，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给吴军以致命的打击，最终战胜了吴军，取得了灭吴之战的胜利。

总之，孙子总结出了战争胜败之间诸因素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因而，《孙子兵法》全书处处闪耀着博大精深的哲学的智慧，备受历代兵家推崇，从而光照千秋万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