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仲永》是传统教材一直选用的一篇小散文，作者王安石。文章不长，故事也很简单，说的是一个农村神童一般的小孩方仲永自幼出口成章，闻名乡里，他的父母不但没有为他进行进一步学习深造，反而到处炫耀，甚至挣钱，结果几年之后，沦落为一个平凡的青年，“泯然众人”，作者觉得挺可惜，并以此事为例，告诫后人要特别重视后天教育，否则再高的天赋也不一定就会有好的结果。

这篇课文传播面很广，教育意义不言而喻，以至于我们遇到早慧而最终平庸的孩子都会下意识地使用“泯然众人”这四个字。方仲永以及他那大字不识一个的父母也因为王安石而留名至今，并且会一直留下去，只不过留名的方式颇为尴尬，因为留名的性质是作为反面典型的。

悠悠千年，是非成败，这对那一家三口公平吗？

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对那一家三口忽然有了恻隐之心。王安石这件事做得不大厚道，他忽略看来一个基本的事实，仲永和他的家人都是最为普通的农民，他们的现实困境以及认知局限性决定了他沦为普通人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古往今来，太多的方仲永都默默地走进了历史，偏偏因为遇到了王安石，让他和他的家人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向了前台，曝光在古今中外的视野里，不断接受别人的指指点点。

他一家人肯定不愿意这样。也不会希望是这个结果，可是他们并不知道怎么办。

王安石知道吗？怕也未必。

孩子早慧是一个概率性的事件，每个村都有，每个乡更有，放眼全国，更是比比皆是。在成长过程当中，不断地会有人分化，掉队，“泯然众人”。毕竟能走到最后，走到所谓的顶端是极少数，包括所谓天才始终的人也可能最终被淘汰，司空见惯。王安石本人科举考试，文彦博给他划了一个第一名：状元，可殿试的时候因为仁宗皇帝看到一句话有点过，直接划到了第四名，他能如何？据说最有意思的晚清梁仕怡文采飞扬，当仁不让的状元。当时康梁变法刚结束，慈禧一看姓梁，还叫仕诒，康有为就叫康祖诒的，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剔除，然后下面的人问，那谁当状元？慈禧一看一个叫刘春霖的，连声叫好，春霖好啊，久旱逢甘霖，于是刘春霖就成了大清最后一个状元。

我不是在说掌故，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成功来源于意外，和天分很多时候是不成比例的。

当然，王安石可能会认为，也不一定非要拜将入相，把书念好也可以，方仲永至少应该要把书念好。

这也是大多数人的想法。这件事上方仲永的父母的确做得不够好，他们大可以给他早慧的儿子找个私塾（可能也找了私塾，但应该不是像模像样的书院），然后悉心教导，也许可能会考个秀才、进士之类，不应该到处炫耀，甚至用孩子去挣钱等等。这个情况，王安石本人也是道听途说的，我们后人更是通过王安石的文章才知道的，真相如何，谁都不知道，很有可能事实是严重兑水的。宋朝对于文化人的待遇是超级好的，考一个状元的影响力不亚于在边关收复一块失地，打马游街，拥趸众多。大师出了不少，书院办得火热，读书取仕成为风尚，神童也多——晏殊、文彦博都是著名的神童，和大环境是有关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村里出了这么一个天才，岂能消停？这个可能会过来说，孩子你给我写个对联；那个说，你给我写首诗；这个会捧：哎呀，文曲星下凡了，那个会说，终于可以出大人物了……然后给点赏钱或者润格之类的，我们现在都能想象出来。他爹一个大字不识一个的人哪里经受过这个？从来都是被漠视的人现在瞬间脸上有光，然后出席一些场合很正常，还有像他那样的底层人物也不好驳人家面子，或主动或被动就被裹挟了。这边没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去给他因材施教，让他兴趣索然（毕竟太基础的他天生就会），那边让他小小年纪穿梭于成人世界，加上年龄的增长，学习能力的自然分化——不是年龄越大就越会学习的，他沦为平常就太过正常了。

千年过去，就读书而言，现在又有多少实质性的变化？

孩子上一年级，学校拥挤不堪，一个孩子一堆眼睛盯着，每个人都会觉得孩子是天才，试卷的简单会让孩子们动辄双百，全班均分九十七八，这些家长每个人心里其实都做过色彩斑斓的美梦，加上还学习了各种特长，各种培优，各种荣誉，早扔方仲永几条大街了……这些父母不会炫耀，更不会指望着挣钱，相反，陪读、辅导、无所不用其极，钞票花了一堆又一堆。结果怎样？还是正常的比例淘汰，甚至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全中国几个著名的神童现在怎么样？都知道，我不展开，难道都是父母的责任？

方仲永沦为普通人是一种自然选择，也是一种社会选择，和他可怜的父母关系并不大。

自然选择就是成长的路上被淘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至于社会选择，我们可以说，成材原本就和寒门关联不大，一个纯粹农民的家庭培养一个天才可能性微乎其微。

宋朝的管理模式是冗官的，就是管理机构非常臃肿庞大。当官是一种特权的存在，普通人读书进士是一条路子，只是一条路而已，还有其他路，比如传承、庇护、奖掖、军功等等。你干得不错，你儿子我也让他进入公务员队伍吧！所以，有宋一朝，家族性做官的比比皆是，像晏殊、范仲淹，吕蒙正都是一代代当宰相或者权臣的。就拿王安石来讲，王安石叔祖父做到了京官，父亲做到了县官，自己和弟弟、儿子都是做官的，七十年不到一家出了8名进士。王安石的外祖母是吴家，属于豪门望族，条件好，还能读书，一家也出了2名进士。在这样的家庭里，他知道自己应该往哪儿走，怎么走。这些恐怕方仲永的父亲连想都不敢想。

这些家族是不是就是因为基因超常？怕也不是。他的弟弟王安国读书也很刻苦，考进士也屡屡受挫，当时王安石如日中天，看着老考不上的弟弟，神宗都说，我直接给他个进士吧！这说明连皇帝都为他家着想，他怎么可能不会成功。

还有他儿子王雱也很牛，也是进士，老王的心尖子。我倒不怀疑他的读书能力，但是有一件事情还是值得思忖的。王安石和当时头号的理学家程颐聊变法，小伙子出来了，穿着一件女人衣服，故意激怒那么个道学家，然后直接说，变法有什么难，把韩琦富弼一杀，事情不就成了？韩琦富弼都是历经几朝的老宰相，韩琦还是王安石的老领导，他都能如此慢待，你能说这个年轻人究竟有多少城府？也可以由此推导一下，王安石口口声声说别人的家庭教育不好，他自己的家庭教育就很好吗？我也不是指责王安石的家庭教育不合格，只是展示一个事实，家庭教育的确可以让孩子多走一些捷径，但是因此我们就认定家庭教育能决定一切，显然是一厢情愿。

王安石的家庭出一个进士难度不大，但是不代表他家教出来的孩子肯定就秒杀其他孩子。

换一种想法，连王雱这样的都能中进士，都能成为熙宁变法的得力干将，如果方仲永生在王安石家庭里，他还会泯然众人吗？

人类有一种通病，总是把成功的原因归结为自己的天赋和努力而忽略外因，总是把失败的理由推给外因而不承认自己的无能和不足。

这种认知会无限延续下去。

王安石自己可能没有真正想过自己失败的原因。其实，他作为一个饱读诗书天纵奇才的大学问家，一个无私无欲志存高远的政治家，一个极其能干的技术官僚，又遇到了最为信任的皇帝，加上他变法的顶层设计也是有过很长时间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支撑，应该完全可以取得成功的，怎么就失败了呢？原因很多，但谁都不否认一条，就是其人情商太低，身边没有战友。

他为什么从状元变成了第四？就是因为在策论当中写了一句话，孺子其朋。就是说皇帝年龄小，要多听听大家的意见，皇帝当时三十多了。就这情况，换在哪个朝代，脑袋都不一定保住，还是仁宗宽容，只是借此敲打了一下。当官之后，皇帝想给他留在身边，死活不愿意在京城，要到地方去——基层锻炼是好事，可无视圣意是否欠妥？至少你得换一个委婉的方式吧？他不，就是一个躲，不奉诏！满朝皆知他是一个拗相公，拿他没办法。在韩琦手下当官的时候，通宵达旦地在读书，成天蓬头垢面，韩琦起初以为他是酒色之徒，他也不解释。韩琦虽然不悦，但也是欣赏他的才能，以为他是国家栋梁，还是经常提点他，请他们吃饭赏花之类——宋朝政治真是相当宽松的。而这些恰恰王安石没有学到或者说不屑于学会。

按说年轻的时候有点怪毛病也不大过分，可是到京城当丞相做大官了，还是这个架势，不修边幅，在皇帝面前身上都能捉到虱子，估计气味也不大好闻，你说这样的人怎么能共事？苏轼的老爹为此写了一篇《辨奸论》直指王安石为大奸臣。代表的肯定不是他一个人的意见，欧阳修、韩琦、文彦博等等起初都是很欣赏他的，司马光也算惺惺相惜，苏轼相当尊敬，最后都搞得势同水火，主要应该是政见不同，也不排除有意气之争，宋朝朋党是很厉害的。

没人支持没事，把他们赶下去！我用自己人。于是跟着王安石后面的无非是两类人，一类是政治投机分子，比如吕惠卿、曾布、章惇、蔡卞，这些人能力有，但是人品跟不上。比如吕惠卿，王安石前脚倒台，他后脚就在皇帝面前中伤他，再比如曾布，心胸不行，内斗倒是很擅长，还有蔡卞是王安石的女婿，不说他就说他弟弟蔡京，那是中国历史上都挂上号的奸相了。所以有人说宋朝亡在王安石变法上，也就是从他变法扶上马的几个人来判断的，也不能说一点依据都没有。

他的第二类人就是自己直系亲属了，王安国是他弟弟，王雱是他儿子，蔡卞是他女婿，还有一些学生和从基层带上来的下级官吏。这样的团队鱼贯朝堂，纵谈天下，那些清流名士自然侧目相向。而且这当中还真有一个既是清流又是学生的郑侠，这人应该能给他的团队增点色，但是因为一次地震，京城流民众多，饿殍满地，郑侠心生恻隐，连夜画了一副流民图，交给皇上，皇上一看，变法变成这样了，还变个球？于是青苗法废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是郑侠背叛了王安石，但是王安石如此信任他，结果在没有有效沟通的情况下，直接越过王安石让王安石措手不及，只能说王安石用人还是不够缜密。天灾人祸是概率性事件，而且变法之初，他们也有预案：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所以这不足以成为推到变法的多米诺骨牌，但是恰恰就因此而终止了部分条例，并引发了王安石的请辞（后期又辞职一次），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郑侠已经不大认为能改变王安石的观点，所以只能直接上报皇帝，还有皇帝也可能产生了动摇：你自己的人都说不好，我还能信任你吗？

神宗皇帝对王安石是真不错，即便王安石不干了，也还是礼遇甚高。变法也是起起伏伏，今天废止明天恢复，有个好几次反复，后期与王安石关联并不大。王安石最终选择了隐退，最大的原因可能是身心俱疲，尤其是王雱早逝之后，他估计觉得自己所有的仗打完了，是非功过也只能任由评说，余生不如寄情山水，放下一切吧！他成了在江宁骑着毛驴来去无意的老者。他写到：

终日看山不厌山，买山终待老山间，山花落尽山常在，山水空流山自闲。

一个头破血流的政治家休息了，一个看透人生佛性禅心的大诗人回来了。

苏东坡熬过了黄州的流放，特意看了一下王安石。这对政坛上的对头，褪去了官场的标签，把酒言欢，难得知己。苏轼一拱手：大丞相一向可好？王安石笑道：你我怎么俗套？那一刻，中国文化史上的两个巅峰人物回首往事，是否百感交集？

我只是在想，如果在那个时候，就在他们的附近，也有一个如方仲永一般的孩子，王安石会有什么样的言论？他还会相信只要有天赋，只要努力就会有所成就吗？还会指责他有些小毛病但确实那无辜的父母吗？他可能会笑笑，想起很多前尘往事，然后一路向前，不作任何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