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我生活的城市开始大规模地进行城市基础设施的完善和改造。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前些天，我居住的小区门前的那条主干道经过跨年度的改造，终于揭开了它神秘的面纱。好家伙！漂亮！原本就很宽阔的马路又整整拓宽了三分之一，那种站在繁华的城市当中体味到的空旷和敞亮的感觉是无以言表的。改造后的道路新增加了公交车专用车道、非机动车专用车道以及人行道，各条道路之间用四条绿化带隔离开来，绿树成荫，繁花映衬，犹如花园；公交车专用车道涂成绿色，非机动车道涂成褐色，马路牙子用厚重的大理石镶砌，彰显着现代化和时尚的气息；两排华灯像两条白色的巨龙，延绵十几公里，宣示着马路的豪华与庄重。没办法，就一个字：爽！谁让咱家有的就是空间呢！这还不让那些寸土寸金的一线城市羞死！我也为此很是自豪和激动了一番！

　　没人有意见，好！民意取得了一次难得的空前一致。是啊，谁不想让自己生活的城市既大气又舒适呢？但是我的热情和激动还没舒展开来，就被现实的问题彻底浇灭了，因为发生了令人困惑的现象。这条马路是我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我感觉在这条拓得更宽的马路上行车竟然比以前更难走了！行车效率比以前更低、交通秩序比以前更混乱、车流比以前更拥挤。这是为什么呢？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和思考，我终于恍然大悟：都是马路改造惹的祸！事实上，马路拓宽的部分都用在了建设公交专用线、非机动车道以及人行道上了，而且还占用了原来的一部分机动车道，实际上改造后的马路留给其它机动车的道路比以前窄了。但这不是问题的实质。开辟专用车道和人行道体现了人文关怀和公平原则，也是先进和科学的城市管理理念，大路通天各走一边，无可厚非。问题的实质在于：新马路的交通规则规定了其他非机动车必须走其他非机动车道，马路上密布的摄像头日夜不停地监督着其它机动车，没人敢越雷池一步。而对公交车、非机动车以及行人却少了几个”必须“。于是就出现了这样奇特的场面：也许行人或非机动车为了方便而肆意在马路上乱窜，也许公交车为了安全也冲进其它机动车道，使本来就变窄了的其他机动车道变得混乱不堪，而旁边被涂得五彩斑斓的公交车专用线和非机动车道像埋了地雷似的空空荡荡，安静得令人惊惧。

　　我们不想讨论相关部门是否对开辟公交车专用线的必要性进行过严格论证（事实上，这条道路只运行两路密度不大的公交车），我们暂且认为这是好事。但是好事办砸了。究其原因，恐怕仍然是规则问题。硬件完善了，如果规则上能够实现各行其道，那么就能实现秩序井然，运行效率提高。现行的规则只规定了其它机动车的”必须“，同时有严格的监督和惩罚机制，对公交车、非机动车及行人却没有这个”必须“，这显然有失公允。不对等的“必须”不但造成社会运行形式的混乱，而且会提高社会运行成本，造成资源浪费，往深了说，这也是社会风气败坏和社会矛盾加深的根源。这不是危言耸听。如果我们把公交车比作社会上的特权阶层，把钻规则空子的非机动车和行人比作社会上那些道德败坏的人（如黑社会、村霸、阿飞等），那么道路问题就成为社会问题。

　　在中国，特权是被广泛认可和令人羡慕的现象，而特权阶层不但实实在在存在，而且对社会运行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们一方面占据着庞大的社会资源，却将他们锁进了有形的或无形的仓库里，另一方面又可以和普通民众抢占着本来就已经很紧张的资源，在造成社会资源大量闲置和浪费的同时，又使得参与社会运行的社会资源显得严重匮乏。这种怪现象产生的根本原因仍然是“必须”上的不对等。比如，有那么多的省委大院、市委大院，环境宽敞而舒适，我们是不能进去住的，但人家却可以再到大院外面随便买房，他们才不在乎房价涨不涨呢，叫苦连天的是老百姓。今天的中国还有一种特权阶层，就是有钱人。大的有钱人自不必说（事实上许多巨富已经披上了权利的外衣），高档饭店每天成吨成吨倒掉的山珍海味已经彰显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和畸形状态。就连稍微有一点儿钱的人，也处处体现着特权。火车的普通车厢定员118人，硬卧定员36人，如果从公平的角度，那么硬卧车厢的人应为多占有的那部分社会资源完全买单，即最起码卧铺票价应该是硬座票价的3.3倍，如果再加上优质的服务、整洁的卧具以及其它硬件设施，票价还应该更高，而现行的硬卧票价还不到硬座票价的1倍。软卧更不用说了。这还不算，硬座车厢还要承受无座人员对其空间的挤占。无论空间多么拥挤，他们都必须在限定的范围内活动，虽然卧铺车厢走廊的座椅在那安静地闲置着。但卧铺车厢的人却没有“必须”的约束，他们可以随意进入硬座车厢，使本来就紧张的资源更加紧张。可怕的是，列车的运行模式正是中国社会运行模式的缩影。一个事实是，几十年前，卧铺恰恰是特权阶层的特权，就像茅台酒和中华烟。

　　几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就喜欢人治，不喜欢法制，喜欢有情，不喜欢无情，喜欢变通，不喜欢必须，传到我们也一样。人们总是把希望寄托给别人，把自己的命运交给别人，遇到问题，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到处找“青天大老爷”，不是去法院，而是去政府。而那些处于青天位置的人，似乎也乐得如此，因为如果什么事都有了条条框框和必须，要青天有什么用？又何来特权？从古到今、从上到下，人们都有一种人治的喜悦，以至于法律成了人治的陪衬。

　　我不反对人治，但它应该是法治框架下的人治。超越法制的人治只能使社会走向混乱和不公。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无限放大的人治和德治，会使道德的底线降得越来越低，这不但会使社会整体处于无德状态，也会把人治和德治拉入泥潭。当然，一味地强调法律的作用也不可取，因为那会让全社会处于道德的高压状态下，稍不留神，就会触碰法律而身陷囹圄，长期的精神压迫同样会引起社会的动荡。

　　找到法制和人治的平衡点，这是社会管理的艺术，这不是我们的事，我们只想看到让社会保持良好运行的结果。它包括社会的公平、公正，包括社会资源的有效运作和节约，包括社会秩序的有序和流畅，也包括人的和谐相处。否则，就会像那条道路，无论物质文明多么发达，也难免陷入混乱而适得其反。

　　窥一斑而知全豹，多一些“必须” ，就会多一些为物质文明保驾护航的保障。这样看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还真不是一句空话。(本文于2015年10月29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