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儒学看上去讲的是他传授给学生的为人处世的道理，与人交往的学问（其实儒学不仅仅有《论语》），实际上它还是构建一种社会制度的政治理论。　

　　所谓政治，说白了就是建立关系（组织）、协调组织内部之间和组织之间的关系。孔子要建立的就是以周礼为蓝本的政治制度，即所谓“克己复礼”，这是一种集权等级制度。不可否认，这种制度正常运行效率是很高的。正因如此，世界上所有国家，无论采用哪种政治制度，其国家机器（军队、司法、税收等等）和经济组织（公司）采取的都是集权等级制度。是不是神奇？

　　儒学推崇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古代沿用了数千年，从实行的结果看，它保障了中华民族绵延不绝、不散（哪怕人口增加到数亿），保障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保障以中原为中心的广大国土完整。推崇儒家的政治思想，可以使国家在遭受战争创伤后得以较快地恢复和平生活和经济生产，使得我们有汉、唐、宋、明、清等等这些各有数百年的稳定时期，使我们的民族站在当时的世界巅峰。这个制度还意味着，如果朝廷不能节制贵族侵害民利，导致两极分化，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反抗和颠覆，改朝换代成为必然。虽然元曲有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但是哪个更苦？

　　那么，当年孔子周游列国推行其主张，最终四处碰壁，潦倒而还，是不是说明他的主张就是守旧、过时的呢？否。当时的状况是周朝礼崩乐坏，诸侯纷争，开疆扩土，弱肉强食，儒学在这种情况下是无用武之地的。但是不能否认，诸侯征战的目的都是想要统一中国，是以大一统为理想和己任的，而这也是民心所向的，所以孔子游说并不虚妄。后来西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为了加强集权统治，巩固一统中国。效果无可辩驳，以至于沿用于后世历朝历代。孔子之前“八百年前的礼教”，在其后世以新的形式实现了。儒家学说正是为大一统准备的治国方略，这是前瞻性，虽然孔子可能当年自己也始料未及。

　　天下大势分久必合，中华民族为什么非要孜孜以求大一统呢？因为我们是农耕国度。农耕经济的限制条件，主要有生产周期长，中原地区作物大多一年一熟，需要付诸大量的人力投入，属于劳动力密集协作型经济；相对稳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比如要有适宜的水利条件支持，风调雨顺，较少水旱天灾和战争人祸等等。人们赖以生存的希望播种在土地里，耕种和维护的周期较长，需要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时局和风调雨顺的年景，长期耕作才会赢得收成，所以这样的民族由于依赖土地而爱好和平，渴望有一个强有力的管理中心，容纳和管理数亿人，使人们能够专注于发展生产，避免战争的袭扰造成减产绝收。中华民族在中原大地黄河、长江等流域傍水而居，因而上游和下游的农业灌溉和治理水旱相互影响，人们也希望对水力条件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早在春秋时代，诸侯国之间都有与农耕一统相关的共识，比如发生洪灾时不要以邻为壑，天旱时，河流上游要顾及下游的灌溉，国人叛逃、牲畜走失到其他诸侯国能够归还等等。第一个霸主齐桓公会盟诸侯时就有一条重要的誓言：“不可随意筑堤”，以免对下游诸侯国的水利调节造成影响。故此，由于经济条件的制约，小国寡民的日子是难以为继的，儒家的政治理论提供了大一统的国家治理策略。

　　有人诟病，孔子身后的儒学很多已经不是他的原版了。哈哈，要求一门学说坚持原版而能够永远适用是不是幼稚？既批评它守旧又要求它保持原版是不是矛盾？孔子不可能知道他身后发生的事情，而提前写下n个锦囊妙计供千秋万代取用不绝。时代不断更新发展，任何理论都要更新发展才会有生命力（保持了数千年生命力的理论还有哪些？）。但是，孔子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其理论核心依然存在，其后世儒生虽然不断修正、完善了他的理论，依然尊他为他的学说的主要代表，这有什么奇怪的呢？

　　如何看待孔子其人？有人说孔子“不惜教育弟子说假话”，“在背后讲学生的坏话”。且不论孔子当时这么做的真相、语境如何，自古评价古代人物总是把着眼点放在其道德人品上，而无视其思想主流（甚至于汲汲于其八卦、私德，所谓历史学家沦为狗仔队）。这是旧的史学观，是片面而机械的。新史观不仅考察历史人物的道德、人品、成就，更着眼其在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孔子的历史作用上文已有涉及，不赘言。可以肯定他不是完人，他的理论也并非没有局限（比如“克己复礼”，要是国君不克己怎么办），但必须客观公正看待，而不是吹毛求疵、求全责备。

　　最后引用清朝学者龚自诊的话作为结尾。“欲知大道，必先为史。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要掌握社会“大道”，必须先研究蕴含着“大道”的历史；想要毁灭掉一个国家，必须先毁掉他们的历史；想要毁掉一个族群，必须先灭掉他们的文化。（本文于2022年4月20日发表于中财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