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一年端午节，又闻粽子香，又见龙舟舞，自然又想起屈原来了。早就想写点什么了，为了屈原，为了他的“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了他的“举世混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当然更为了他那不愿随波逐流，而宁愿怀石沉江、以死明志的高洁情操和磊落胸怀。

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我翻阅了关于屈原大量的史学资料，这才对屈原有了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和认知，但是，究竟该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屈原这样一位历史伟人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只可能根据屈原的身世、作品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去发现去了解去分析去品评，然而由于年代久远一些史料的不够详实，至今我们也无法有一个完整而准确的定论，但其大致的脉络和情景还是比较明确而清晰的。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屈原的身世和经历，屈原（约公元前340—277年）名平，字原，是楚国的同姓贵族。祖先封于屈，遂以屈为氏。屈原一生经历了楚威王、楚怀王、顷襄王三个时期，而主要活动于楚怀王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屈原年轻时即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官至左徒（仅次于宰相），“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史记》本传），是楚国内政外交的核心人物。后因楚怀王听信谗言，屈原被免去左徒之职，转任三闾大夫，掌管王族昭、屈、景三姓事务，负责宗庙祭祀和贵族子弟的教育。屈原曾经两次被流放，而在流放期间仍忧国忧民，公元前277年5月5日因见国家大势已去，救国无望，悲愤难已自沉汨罗江而死。到了第二年的这一天，当地的百姓想起这是屈原投江一周年的日子，又划了船把竹筒子盛了米撒到水里去祭祀他。后来，他们又把盛着米饭的竹筒子改为粽子，划小船改为赛龙船。这种纪念屈原的活动渐渐地就成为一种风俗，人们把每年农历五月初五称为端午节，传说这也就是端午节的由来。

其次让我们来看看屈原当时所处的时代背景，屈原所处时期正是中国即将实现大一统的前夕，屈原因出身贵族，又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故而早年深受楚怀王的宠信，可谓少年得志。屈原为实现楚国的统一大业，对内积极辅佐怀王变法图强，对外坚决主张联齐抗秦，使楚国一度出现了一个国富兵强、威震诸侯的局面。但后来由于屈原遭受小人的嫉妒和诬陷，被楚怀王疏远。也因此导致怀王外交上举措失当，楚国接连遭到秦、齐、韩、魏的围攻，陷入困境。怀王三十年，秦人诱骗怀王会于武关。屈原曾极力劝阻，而怀王的小儿子子兰等却力主怀王入秦，结果怀王被扣不得返回，三年后死于秦。约在怀王二十五年左右，屈原一度被流放到汉北一带，这是他第一次被放逐。在顷襄王接位后的第七年，竟然与秦结为婚姻，以求暂时苟安。由于屈原反对他们的可耻立场，并指斥子兰对怀王的屈辱而死负有责任，子兰又指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造谣诋毁屈原，导致屈原再次被流放到沅、湘一带，时间约为顷襄王十三年前后。顷襄王二十一年，秦将白起攻破楚都郢（今湖北江陵），火烧夷陵。次年，秦军又进一步深入，楚国已呈彻底瓦解之势。

其三让我们再来看看屈原留给世人的优秀作品及其辉煌成就，屈原的作品计有《离骚》、《天问》、《九歌》（11篇）、《九章》（9篇）、《招魂》，凡23篇。此外，《卜居》、《渔父》等篇是否为屈原所作，学术界尚有争议。其中，《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也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一首浪漫主义的政治抒情诗。《天问》是古今罕见的奇特诗篇，它以问语一连向苍天提出了172个问题，涉及了天文、地理、文学、哲学等许多领域，表现了诗人对传统观念的大胆怀疑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九歌》是在民间祭歌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一组祭神乐歌，诗中创造了大量神的形象，大多是人神恋歌。在中国历史上，屈原从来就是一位倍受人民景仰和热爱的诗人。由屈原开创的楚辞，同《诗经》共同构成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对后世文学形成无穷的影响。而由于时代的发展，以及南北文化的区别，楚辞较之《诗经》，已有显著的进步。因之，它对后来文学的影响，更在《诗经》之上。1953年，屈原还被列为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受到世界和平理事会和全世界人民的隆重纪念。

基于以上叙述，我们对屈原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从屈原在当时社会中的身份来说，他首先应是一位政治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但以他巨大的创作成就来说，他又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诗人。作为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爱国志士，屈原爱祖国爱人民、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精神和他“可与日月争光”的巍巍人格，千百年来感召和哺育着无数中华儿女，尤其是当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际，这种精神的感召作用就尤为突出。

作为一位政治家，屈原在外交方针上，主张与强秦对抗，具有远大眼光；在内政方面，屈原主张“修明法度”、“举贤授能”，实行使国家富强的“美政”。这在当时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他仰慕儒家传说中的圣君贤臣，对政治抱有某种理想主义的态度。同时他又蔑视那些贪鄙的贵族，主张改革内政，这也就使得许多人与他为敌，再加上怀王贪利受骗，顷襄王畏怯妥协，都不能接受屈原的正确主张，反而因为他坚持己见而加以惩罚，致使屈原流落异乡，抱憾终身。因此从这一角度来说，屈原是一个有远见有抱负的政治家，但他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

但是，在排除这些客观因素之后，我们不难发现导致屈原政治上的失意和促成他人生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屈原的性格。从屈原的作品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是一个感情激烈、正直袒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这种性格加上少年得志，使他缺乏在高层权力圈中巧妙周旋的能力，因而也就难以在这个圈子里长久立足。还在屈原受到重用的时候，上官大夫就轻而易举地使怀王疏远了他，这不能说完全是由于怀王的昏庸（否则无法解释怀王起初怎么会重用他）；应该说屈原的性格，以及他在政治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同实际的政治环境本来是难以协调的，何况当时楚国又正呈现衰乱的状态。在历史上，像这种诗人气质与环境的矛盾，延续到后世，还出现了如李白等同一类型的人物，他们在政治上的失意在人生的路途上历尽了坎坷，但同时也造就了他们优秀的文学。

作为一位诗人，屈原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以他全部生命的热情打上了鲜明的个性烙印。这标志了中国古典文学创作的一个新时代。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是浪漫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作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屈原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中国诗歌进入了一个由集体歌唱到个人独创的新时代，而且他所开创的新诗体——楚辞，突破了《诗经》的表现形式，极大地丰富了诗歌的表现力，为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开辟了一片新天地。后人也因此将《楚辞》与《诗经》并称为“风、骚”。“风、骚”是中国诗歌史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优良传统的源头。

屈原的作品，以纵横恣意的文笔，表达了强烈而激荡的情感。屈原赞美自我的人格，是率性任情，真实袒露；咏唱神灵的恋爱，是热情洋溢、淋漓尽致；颂扬烈士的牺牲，是激昂慷慨、悲凉豪壮。屈原的创作成就是巨大而辉煌的，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诗歌形式上，屈原打破了《诗经》那种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简短朴素的体制，创造出句式可长可短、篇幅宏大、内涵丰富复杂的“骚体诗”，这也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屈原的创作较之《诗经》总体上比较克制、显得温和蕴藉的情感表达，在相当程度上显示了情感的解放，从而造成了全新的、富于生气和强大感染力的诗歌风格。由于这种情感表达的需要，屈原不能满足于平实的写作手法，而大量借用楚地的神话材料，用奇丽的幻想，使诗歌的境界大为扩展，显示恢宏瑰丽的特征。这为中国古典诗歌的创作，开辟出一条新的道路。后代个性和情感强烈的诗人都从中受到极大的启发。他一生留下《离骚》、《九章》、《天问》、《九歌》等许多不朽的诗篇，后人将其作品辑为《楚辞》，千古流传，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璀璨明珠，“逸响伟辞，卓绝一世”。

二是屈原是一位具有崇高人格的诗人。屈原通过对崇高政治理想的追求、对基于内在美和仪表美的追求、对香草美人的追求以及对邪恶势力的斗争和从诗中表现出的清高思想均表现出崇高的人格美。虽然他的爱国和忠君联系在一起，但他并不背离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同时也要看到，屈原又具有较为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并不把自己看作君主的奴仆，而是以君主从而也是国家的引路人自居。他对自己的政治理想与人生理想有坚定的信念，为追求自己的理想不惜与自身所属社会集团的大多数人对抗，宁死不渝。这就在忠君爱国的公认道德前提下，保存了独立思考、忠于自身认识的权利。作为理想的殉难者，后人曾从他身上受到巨大感召；他立身处世的方式，也被后世正直的文人引为仿效的榜样。

三是屈原是一位不懈追求美爱美讴歌美的诗人。屈原对美的追求与热爱表现在他对各种艺术的美，都不以狭隘的功利观加以否定。《九歌》、《招魂》中，处处渲染音乐歌舞的热烈场面和引发的感动。“羌声色之娱人，观者憺兮忘归”，在屈原笔下，是美好的景象。同样，他的诗篇，也喜欢大量铺陈华美的、色泽艳丽的辞藻。他还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赋予草木、鱼虫、鸟兽、云霓等种种自然界的事物以人的意志和生命，以寄托自身的思想感情，又增加了诗歌的美质。大体上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中讲究文采，注意华美的流派，最终都可以溯源于屈原。  

因此，毫无疑义，作为一位诗人，屈原是成功的，是伟大的，是不朽的。秭归是屈原的故乡，屈原自幼生长在西陵峡畔，受山水陶冶，重内美，爱整洁，勤学问。在故乡乐平里，至今还流传着许多他少时生活、学习的传说及其有关遗迹。最早的屈原祠修建于屈原的诞生地——湖北省秭归县县城东北30公里的屈原镇乐平里，名曰屈原庙。另一种传说是，屈原自投汨罗江后，有神鱼负尸托回故里，后人建祠耸墓，以供凭吊。宋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尊封屈原为“清烈公”，将屈原祠修缮并更名为“清烈公祠”。1976年，长江葛洲坝水利工程兴建，江水水位升高，清烈公祠迁往距县城3公里的向家坪，重更名为屈原祠，即现在的屈原祠。而今三峡库区建成蓄水后，现在的屈原祠所在地又将被淹没，规划中的屈原祠将迁往秭归新县城东边风景秀丽的凤凰山上重建。现在，一座新的秭归县城正在三峡坝址中堡岛附近的茅坪镇兴建，我们有理由相信其所代表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将会不断地得以继承和传扬。

然而，在屈原仙去2280多年之后的今天，在科学技术和社会文明高速发展的今天，当我们翻开每天的报纸，打开电脑在网上的新闻栏目里，我们依然能够看到一个又一个贪官污吏前仆后继地中弹落马，一个又一个冤假错案仍未得以纠正和昭雪，一个又一个目不识丁的鄙夫莽汉却是香车美女腰缠万贯，一个又一个真正的英雄流血还流泪，一个又一个德才兼备的学子在这市场经济大潮影响充满铜臭的社会里或是为了生活四处奔波或是成为富人当权者手中的玩偶或是因找不到工作而茫然四顾……我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又能说些什么？

俗话说：时世造英雄，愤怒出诗人。我们知道屈原的愤怒直接来自于当时社会黑暗势力的重压，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这使屈原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激之情，这种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诗人上指苍天，下瞰大地，纵横驰骋。咏香草鲜花以颂君子，斥恶草臭叶以责小人。他还把矛头直指楚王。卖国贼、专权者、嫉妒者、诽谤者，统统成了他笔下鞭挞的对象。“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屈原的高尚与奸党小人的卑鄙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比啊!同理思之，今天的我们又有愤怒吗？如果有，那又是来自于何处呢？

我常独自在阳光下静思，在月光下沉吟，一边遥想着屈原的诗句：“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一边细细地品味着这当世的日月之光是否与屈原吟颂的日月光辉有所不同？是啊，尽管屈原抱石沉沙，葬身江流，但其伟大人格依然光照千秋，万代景仰。于是，我又不能不想起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不能不想起李白“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等等历代的文人志士们，想他们为什么仍会争而效之为什么仍会步屈原之后尘？

想逝者已矣，生者何欢？或许真如人言：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看世事轮回，因法自然，深而思之，也不禁释然。只值此端午佳节之际，又闻粽米香，又见龙舟舞，方念及屈原之生平旧事，再读其辉煌之篇章，难免感慨良多，故此为文以记之。（本文于2005年6月10日发表于中财论坛）